中国法治60年的回顾与反思
   崔敏简介，1938年6月28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，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（本科五年制），博士生导师，一级警监，享受政府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。 崔敏教授现为中国法学会理事，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，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，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。主持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：《刑事证据的理论与实践》和《毒品犯罪的发展趋势与遏制对策》，主编《刑事诉讼法学》、《刑事证据学》等13部教材，在全国70余种报刊、杂志、学报上陆续发表200余篇学术论文。  
   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：
很高兴今天来到海南大学作报告。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，上上下下都在宣传我国取得的成就。但今天的讲座不是宣传，我们主要是进行学术研究。今天既要讲成就，又要讲反思，但更侧重于反思，吸取经验教训。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。
一、六十年法治建设的曲折历程
六十年来，我国法治的路一直都不平坦，是曲折的，建国后，按理说应该是要走法治之路，但由于过去主要依政策办事的习惯，使得我国一直没有走上法治之路。在党内董必武认识到了法治的作用，并明确提出法治是人类文明中的重要一项，没有法治是不完整的，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董老的主张最终没有占主导地位。三十年以来我国都是无法可依，比如一个人犯了罪，怎么判刑，在当时采取的是“估推”的办法，没有明确判刑的量度，基本上是无法可依，曲曲折折的法治发展之路。中国的法治之路大致分四个阶段：
（一）、法治建设的第一次大起大落。
这次大起在1954年，在建国5年的时候，经过了“土地革命”，“三反五反”等一系列的运动，并经历了朝鲜战争，使得国内安顿了下来，国民经济开始回复，于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，在会上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宪法》，同时通过的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组织法》，《人民法院组织法》，到1957的上半年，在这段短暂的时期，我国法学研究开始起步，法学科研开始发展起来，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第一个黄金期。但57年的夏季开始，出现了反右斗争，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我国的法治建设噶然而止，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时期，使得“罪刑法定”，“无罪推定”等原则都作为右派观点进行了批判，很多法学人也被打为右派。随后的1958年6月，召开了第四届全国法治会议，这次会议对中国的法治产生了影响深远，司法部党组被定为反党集团，直到1978年12月，中共中央才正式宣布平反，会议后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汇报了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的情况。中央指出：“人民法院必须既要服从中央党委的领导，还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，把政法工作置于党的监督下，主动向党委反映情况”。这实际上是把董必武的法治等主张都否定了，法律虚无主义弥漫整个中华大地，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也提出：我们要人治不要法治，强调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是不行，我们有我们的一套，民法，刑法有那么多条，谁记得，宪法是我参与制定的，我也记不得，我们主要靠决议，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全国执行，这些言论更使得国家走上了无法可依的不归路。
（二）、文化大革命破坏法治走向了极端
多次文化运动，使我国法治破坏殆尽，江青直接表明：“老娘是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”。文革中发布了“公安六条”，这是完全的恶法， 1967年1月13号，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发布了《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》，其中第二条规定：“凡是反革命匿名信，写反动标语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，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，应该依法严惩。”实际中，更是把范围扩大，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哪怕有一丝的不敬，就是反革命。第四条把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五类分子，包括劳改犯等21种人及其家属列为专政对象，这些人如果有破坏行为，要依法严惩。当时没有立法程序，文革期间，11年没有开过人大会议，以中央与国务院的规定就把惩治思想犯规范化，法制化，大批无辜者被打成反革命，有些甚至被全部杀掉，如著名的“张志新事件”，张是个女革命家，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，毕业后到辽宁省委工作，她写信给中央说，毛主席头脑发热，特别是林彪，把中国引向邪路，因此于1969年被捕，遭受种种迫害，1975年枪毙时为防止她喊口号，遂将其喉管割掉，行为令人发指。
（三）、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
1976年是惊天动地的一年，几大伟人的逝死，接着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，从那时开始，人们才认识到“无法必然乱国，有法才能治国”， 1978年底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全会提出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”，同时制定了《刑事诉讼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，结束了无法可依的状态，改革开放三十年，我国法治取得了很大进步。
1、修改了《宪法》，将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、“依法治国”、“国家尊重保护人权”、“公民的财产不受侵犯”等一系列的原则确定为宪法原则，把文革中的错误纠正过来了。
2、制定了《刑法》、《刑诉法》、《民法通则》、《物权法》等基本法，使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基本成型了，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。
3、建立健全了司法体系，司法逐步走上了正规化。
4、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。目前我国有600多所法学院校，大批法律人才被送到国家司法机关。
5、法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。大量的书籍出版，包括外国的，联合国的文件，为实现法治现代化奠定了基础。
6、法治宣传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。公民的维权意识大大增强，很多百姓知道维护自己的权利，主动的要维护自己的权利。
（四）、法治建设仍然有反复。
法治建设在进步的同时，我们要看到其仍然存在反复，并非一帆风顺。比如80年代初的“严打”，全国人大在1983年9月2号发布了三个重要决定，从而突破了法治的底线。一个“决定”是刑法的——《关于严惩严重扰乱社会治安行为的决定》，大幅提高的对某些罪的刑罚，对有些犯罪增加了死刑，如流氓罪等，《刑法》对其是没有规定死刑的，但这个决定都判了死刑；另外还增加了一个罪名——“传授犯罪方法罪”，严重时还可以判处死刑。，第二个“决定”是诉讼法的：《关于快速审批严重危害社会犯罪分子的审讯程序的决定》，它包括2条，第1条：“对杀人，绑架，强奸等，主要犯罪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的，可以不受诉讼法第111条诉讼期限规定的限制。第2条规定，上诉期限由诉讼法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。这看起来不怎样，只是是期间的变动，我认为这是当今世界上最严厉的法律，犯罪嫌疑人还没进法院就被定罪了，而且可以不受限期限制。直到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才废止这一规定。第3个决定，修改《人民法院组织法》的规定，死刑案件由最高院核准改为可以把死刑下放到省高院核准，直到2007年才废止。
与三个“决定”配套还有一些具体措施。举三个例子，第一，最高院与公安部的联合文件，把死刑案件下放到基层法院审判（本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审判），后来感觉全国这么大，问题太多，收回来了。第二是对原来一二审生效的判决并没有判死罪，投去劳改后又拉回来判死刑。第三是对劳教期满人员的强制不准释放，三部委出台了关于暂停放回社会的通知，期满了一概不放，这些都超越了法治的底线，使国家违约失信于民，违反了法治的原则，制约了法律的发展，带来的负面效力是很大的。比如说83年开始的严打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效，但严打不是正常的规定，所以成效有限，实践也证明是不可取了。后来中央又提出了宽严相济的方针政策，可到后来又不讲了，反复无常。
二，建国以来我党的两次总结政法工作的教训
（一）、1962年总结政法工作的教训。58年的“大跃进”、“人民公社”造成了巨大的灾害，所以召开了7000人大会，在会上，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，并且总结了政法工作，提出三个重要意见：1、这几年政法工作是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对待百姓，指出劳教是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的，结果用来当敌我矛盾来处理，这些破坏法治的行为应该坚决杜绝； 2、法院独立审判是对了，地方党委不应干涉；3、不要提各级政法机关要服从党委的领导和要求，当党委的决定不正确时，要服从法律。但遗憾的是，刘少奇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，从此失去了信任，后来很快被打倒。
（二）、文革结束后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全会提出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方针，政法机关要保持独立性，忠实于法律，忠实于事实真相与人民利益”。随后，1979年9月9号，第64号文件，严肃批判了轻视立法的行为，指出我们党内对建设法治社会的轻视，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指导作用；应该确保法院的独立性与司法审判权；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。当时许多老同志很感动，江华说是建国来最好的文件，为法学研究开阔了广泛的天地，但这些年以来，由于历史的缺失，很多人都忘了文革了，把献血与生命换来的宝贵教训不当回事，现在又有人提出了文革时的观点，这些情况很不好，无助于提高我国的法治情况。
经过60年的发展，法治逐步走向完善，依法之国的提出是很重要的，“依法治国”写进了宪法，但这只是第一步，法治现代化任重道远，要切实解决好党法不分，以党代法的问题，党不能包办一切，但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。总的来说，中国走向法治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，但前进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.
内容编辑：wanglina